多年來，人工智慧（AI）一直被視為工程師、實驗室與進階程式設計的事務。然而，這樣的形象已不再符合現實。如今，AI 在各國元首峰會、國家安全委員會、貿易談判以及多邊組織中受到討論。過去看似技術性的問題，如今已成為權力問題。
若僅將人工智慧視為一種工具，便無法理解當前圍繞它的種種辯論。我們必須看清它的真實面貌，亦即一個重組國家、企業與公民之間關係的系統。
社會技術的觀察
社會技術取徑汲取了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的多種思潮，其出發點是一個核心觀念，即技術與社會彼此共同建構。
語言模型並非存在於真空之中。在它背後，有僅在全球少數地方製造的晶片、耗用大量水與電力的大型資料中心、帶有文化偏見的資料集、為資訊進行標註的勞動者、懷有商業利益的企業，以及制定規則的政府。
從這個視角看待 AI，能讓我們擺脫兩種預設。第一種認為技術是中立的。第二種則主張技術會自行前進，宛如一股無法引導的自然力量。兩者都經不起嚴肅的分析。
能動性的問題
在此，社會科學中的一個核心概念浮現出來，那就是能動性。我們將能動性理解為人類或非人類行動者影響其環境的能力。將此概念應用於人工智慧，便迫使我們追問，究竟是誰在做決定。是負責監管的國家？是設計系統的企業？還是每天使用這些系統的公民？
基於這一定義，部分學者主張，自動化系統本身也行使著某種形式的能動性，因為它們會過濾資訊、推薦決策並形塑行為。即便無須賦予機器意志，可以確定的是，AI 正在重新分配能動性。它賦予掌控者更大的行動能力，並壓縮僅僅消費它的人的空間。這種重新分配，本質上就是地緣政治性的。
權力的新地理
人工智慧的競爭有其常被忽略的物質基礎。先進半導體、關鍵礦物、能源與運算能力，都已成為戰略資源。正因如此，各大強權紛紛採取出口管制、產業補貼與技術聯盟等手段。
這不只是銷售產品的問題，而是要確保誰能訓練出最強大的模型、誰又會被拋在後頭。在這樣的局勢下，主權不再只以領土或軍事力量來衡量，也取決於能否取得數位基礎設施。一個缺乏自主運算能力的國家，其決定自身技術未來的能動性將受到限制。
遊戲規則之爭
在物質競爭之外，還有規範層面的競爭。至少有三種主要模式彼此形成張力。其一優先採取以風險為基礎的監管，並保障基本權利。其二仰賴市場自律與企業創新。其三則將國家定位為技術的核心引導者與監督者。
每一種模式都體現了關於隱私、言論自由與制度角色的不同政治價值。誰能讓自己的規範被採納為國際標準，誰就能將影響力擴展到遠超其國界的範圍。說到底，監管 AI 就是輸出一種世界觀。
在依賴與機會之間的全球南方
在這場角力中，拉丁美洲、非洲以及亞洲大部分地區的國家，面臨淪為次要角色的風險。這些國家往往提供資料、礦物，以及資訊標註或內容審核等不易被看見的勞動，同時進口依照其他優先順序、以其他語言設計的技術。這種不對稱限制了它們的能動性。
然而，局勢尚未定案。區域合作、投資在地人才、開發適應自身語言與脈絡的模型，以及積極參與國際論壇，都可能開拓自主的空間。關鍵在於從被動的公民，轉變為在規則制定中擁有發言權的參與者。
治理技術就是治理社會
人工智慧並不是從外部降臨於我們社會的力量。它是人類決策、經濟利益與政治計畫的產物。因此，根本的辯論不在於 AI 能做什麼，而在於誰保有對它做出決定的能力，以及這樣做是為了誰的利益。
捍衛社會的能動性，無論是國家的還是公民的，都需要透明度、科技教育以及民主審議的空間（儘管民主本身就是一種集體能動性）。如果人工智慧即是權力，那麼迫切的問題便是如何更公正地分配它。
